一九九七,历史的梦魇:《滚出中国》





一九九七,历史的梦魇:《滚出中国》

毕可思(Robert Bickers)

译|胡訢谆 

  一九九七年意味着什幺?那一年七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新在香港行使主权。中国领导高层与英国政府部长皆一同出席这场编排得一丝不苟的午夜典礼,也一起担任主礼嘉宾。大雨倾洩,眼泪也因各种可能的理由流下:悲伤、喜悦、害怕、疑惑或安心。午夜一过,一行人準备离开的港督登上英国皇家不列颠尼亚号(Britannia)扬帆远航。英国国旗于午夜时分降下,中国五星旗冉冉升起,与此同时,原本的殖民地制度由新的特别行政区取代。其他殖民统治的象徵,午夜过后便一一移除(许多在一九九七年之前就被取代)。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施放烟火。革命史展览馆前放置的电子时钟自从一九九四年便开始倒数,此时化为零。最后几秒民众一同跟着倒数。大雨落在香港,「洗刷」一个世纪以来的羞辱。

  除了盯着时钟,还有很多种期待这一刻的方式(中国各地也有其他倒数时钟,在香港与深圳的边界,以及北京圆明园的遗迹里也有一座,那就是一八六○年英法联军洗劫并烧毁的夏宫)。特别触动我的是一支音乐录影带,这首歌在一九九四年在卫星音乐频道似乎无止尽地重播(音乐录影带本身对于到中国的旅客而言,已经是件矛盾的奇事)。我在上海的旅馆看到这支音乐录影带。一个年轻女人对着镜头弹吉他。

  她的名字是艾敬,二十四岁就以一首琅琅上口的歌曲〈我的一九九七〉红遍华语世界。歌曲本身是首轻快的民谣,偶尔穿插中国歌剧的片段。歌词描述她如何从遥远的东北瀋阳出发,经过北京抵达上海外滩,往南走到香港。音乐录影带也快速切换过去到现在的种种画面。但是这首歌是关于未来:「什幺时候我才能去香港?」她在广州的时候如是问。这是首有点大胆的歌曲,想念在香港的爱人,而香港本身也许也是爱人。但对中国而言,香港绝对是未来。这首歌和音乐录影带欢庆的氛围,呈现对于都会自由与现代享受的渴望。CD封面的艾敬站在香港酒吧林立的兰桂坊。「香港是什幺样?香港人又是怎幺样?」艾敬问。

  在英国最后一块大面积殖民地回归前几年,中国政府着手赞助学术研究与电影拍摄。这些努力是为了将焦点放在香港,庆祝中国新进的势力,并且提醒过去的积弱与羞辱。文化还是重要的;不论是急促的毛泽东主义年代,甚至国际化的共和体制,文化与政治场域的关连并无减少。所以艾敬的歌曲巧妙地击中政治论述,并且将之颠覆。她的一九九七与国家耻辱无关,而是个人解放。

  过去英国殖民的香港已经转变为全球资本主义中心。英国与中国的外交官员几乎争执到最后一刻。象徵英国权力的正式符号拆除后,旧时通商口岸的标誌依然无所不在,但是许多九○年代之后移居香港的人都往北观望,等待中国。无论何时,一旦机会开放就要投身寻找合作对象,追求中国无限市场的古老幻想。

  对中国政府而言,问题是如何管理,如何找回外国人,同时不重蹈覆辙,不丧失主权与尊严。重新取回香港是中国历史洪流中的重大胜利。回归政治舞台便是齣大戏,也是中国人享受经济成长自由的里程碑。一九四九年后,这座城市继承了上海的现代性。高楼林立的香港此时是另一个版本的中国,也是马上就要实现的未来。一九九九年的澳门回归也有一样盛大的排场,但是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的象徵地位更为重要,因为香港殖民不是始于明朝,而是始于十九世纪,那是英国打击中国主权的时代。

  艾敬的音乐录影带令人难忘,但其实一九九七年之前,已有正统的文化计画,而且目的也是引起广大迴响。当中最主流的是预算惊人的电影《鸦片战争》,一九九七年六月九日在人民大会堂为政府高层举办首映。这部电影的导演,即电影製作资历深厚的谢晋,描述这部片是「献给祖国和人民特别的礼物,确保我们和后代永远记得国家曾经蒙受的耻辱」。

  两位上海出生的香港高层:即将上任的行政首长董建华与立法局主席范徐丽泰,三天之后出席香港首映。该片已经受到许多大人物背书,例如邓小平的中共领导继承人江泽民;爱国者也不断挹注资金。政府、官员与党单位购买团体票,票根数量难以计算。重塑这个故事,重点围绕在香港这片土地引发的鸦片贸易战争,以及英国企图「称霸整个东方,称霸整个十九世纪」的野心(而且英国的野心由维多利亚女王亲口说出)。某个程度来说,这部电影是中国当时斥资最高的电影。英国在剧本里的角色和原先期待有些不同;然而,重要的是,这部电影最终不是以现代香港为根基,而是过去的中国。香港不是香港人在一九九七年之前缔造的,也不是他们之后可能成就的,这反而是历史上的偷窃,源头是骯髒的犯罪事业和清朝的衰弱与沙文主义。

  其实,现代中国史上不只一次以电影纪念鸦片战争和回归。更早之前还有一九四三年日本赞助的中国电影《万世流芳》,当时为了扶植叛国的总统汪精卫,而在南京上演。那也是官方主导的拍摄计画,纪念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上海租界归还给卖国的上海特别市。这种纪念方式的巧合,表示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计画都以民族主义与反帝国主义为中心。中国共产党与汪精卫一度是盟友,后来翻脸为仇敌,能搬出的戏码一样有限。这并不表示中国共产党等于汪精卫政权,而是民族主义在现代中国各种竞争中,始终脱离不了耻辱问题。

  艾敬在歌曲里说的,接下来三十年在中国都发生了。她的歌词提到父亲工作的国营事业关闭,就像那些引进首波外商、被拆除的报废船只。从一九七九年广东省的激烈改革开始,国营事业都被巨大的革新与经济发展扫到一旁。经济成长带来社会与文化深刻的转型,到现在还在进行,而且全中国遍布类似兰桂坊的酒吧区。香港仍然非常不同,拥有独树一格的中国文化与价值观;但就像澳门一样,香港和中国本身经历的改变,部分是无关的。例如,上海现正野心勃勃準备晋升为世界一流的都市,二十五万外国人急忙奔向其中的甜头,当然还有里头的黑暗和髒汙。再也不见的只有街上的人力车。

  然而,博物馆里有很多人力车,因为过去的中国成为现在前所未见的生意热潮。据估计,二○一一年约有一万个「红色旅游」地点、五亿次参访,占全中国国内旅游五分之一。不带政治味的保护遗产行动,在对抗推土机与炒楼这场普遍不公的战斗也有所进展。某些明显的政治消音甚为惊人:天津的前义大利领事馆二○○四年后改装为「义大利风景区」;这里的义大利的殖民事业转型成为国际遗产的风格。将殖民的过去重新包装为国际化的方式,现在相当普遍。儘管毛泽东时期门户关闭,此举可以强调中国的延续。中国现代化的城市天际线代表,仍是上海。一九三○与四○年代,全中国都能在电影里看到高楼林立的上海。那幅景象如今依旧,但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代表上海全景的是穿越外滩的浦东天际线。为了看到这一景,每日来自全中国的上千名游客,都必须转身背对旧外滩,背对英国领事馆、怡和洋行总部、汇丰银行、沙逊爵士的华泰饭店、《字林西报》大楼、横滨正金银行和上海总会。

一九九七,历史的梦魇:《滚出中国》

  但就算转过身,记忆仍旧栩栩如生。每年十月一日的中国国庆,上海市的官员会齐聚在外滩北端现在还称公园的地方,虽然那里完全看不出任何公园的遗迹。现在这里是一九九三年揭幕的「人民英雄纪念塔」。三根花岗石塔体顶端併靠,形成拔地参天的三面六十米高石碑,不仅代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之永恆荣耀」,也纪念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甚至是鸦片战争等广大的革命先驱。纪念塔的周围是浮雕,描述一九四九年之前发生在上海的重要革命历史事件,一九四九年五月学生在上海街道大跳〈秧歌〉是其高峰。一九四三年之前,离这个地点不远,另有一座较不壮观的石碑矗立数十年,那是一八六六年竖起的「常胜军纪念碑」,纪念戈登将军领导的洋枪队,协助清朝在上海镇压太平军。这座城市的历史就和全中国的城市一样,互相堆叠、彼此呼应。从附近英商帝国化工前的中国总部就可窥见变化。一九二三年揭幕时,建筑外观以寓言故事的浮雕装饰,如今已经破损。帝国化工的名字还可见,大楼上的文化大革命口号也是,祝福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现在里头是间保全公司。

  每年在外滩举办的纪念典礼是新鲜的陈酿。近年来典礼先从早上军乐队演奏国歌开始,参加者站立沉思。接着,无须言语,共产党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长与其他官方机构代表会向前一步,将花环放在浮雕前。这个典礼本身呼应另一个一九二四至四一年,以及一九四五至四八年再次举行的典礼──十一月十一日,世界大战同盟国牺牲纪念。那个典礼位在前上海公共租界另一端的欧战纪念碑,正好是外来习俗与文化移入的强力见证,举凡典礼的沉默、弹奏欧洲乐器的军乐队、以欧洲音乐创作的国歌,就连「国歌」的概念本身也是。现代化具体的形式(那些浮雕)都以相似的方式关连。但这些都不是现代中国与现代中国文化真实的面向。多数的上海观光客对典礼丝毫不怀敬意,儘管那里就是「爱国教育基地」。多数人没有真正参加游行:霓虹灯点亮的浦东天际线才是名胜。儘管人们不太在乎,耻辱仍然遍布,因为耻辱的故事仍然位居全国的爱国教育系统核心。

  对于当今演变出或爆发的双边冲突等,几乎总是透过历史的稜镜回应,或者这些冲突本身就与历史有关。二○一二年,中日的钓鱼台争议碰巧正值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攻击满洲週年(即九一八事变),于是爆发街头冲突与网路论战。钓鱼台本身又是另一个十九世纪丧失领土的历史后遗症。南昌的示威者吶喊「不要再学李鸿章」,呼应邓小平针对香港问题给柴契尔夫人的简短回答。另一个口号是「勿忘国耻,牢记九一八,收复钓鱼台」。二○○○年起,一波要求归还一八六○年从圆明园搜刮的宝物之争议。日本首相田中的道歉,并不能完全算是第一次;一九七二年《日中联合宣言》之后的四十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二○一五年为中日战争七十週年发表的声明被放大检视,中国与其他评论猛烈抨击声明。宣言中阴沉且怨恨的语言,不仅代表安倍自己保守与修正主义的政治倾向,也代表永不止息的战争在日本境内引发广大酝怒。对中国而言,过去越来越重要。最鲜明的是,如今中国常苦苦地追赶过去,但赶不上自己孕育与鼓励的大众民族主义,大众民族主义在社群媒体、外国大学校园,有时也在中国街上引起暴动。中国也必须更加机敏,他们捍卫中国名誉的不当方式,将众怒转向自己,而非日本。

一九九七,历史的梦魇:《滚出中国》

  整体而言,本书勾勒的世界为世人所知不足。这个世界当然在英雄传奇、爱情故事与惊险小说中继续存在,或是被好莱坞改编成电影,例如巴拉德的自传小说《太阳的帝国》。如我们所见,电影中的世界是浪漫的,追溯至一九二○年代,主要在一九三○年代,至今仍是。但电影仍然容易被想成余兴节目,距离遥远,故事人物和观众没有太大关係。电影中多数情况总有显着的不对称:在中国,西方总是远比身在自家的显得重要。虽然我们无法反驳,但我们也知道当中并非全是真的。这样的状态真正的含意是,知识与理解之间不断具有重大的不平衡。二○一一年,我受邀在伦敦的英国外交部演讲《瓜分中国》。我事先声明,我无法对当代政策提供太多启发,我这个举动似乎算明智。我并不知道时任的中共主席胡锦涛在想什幺,也不知道气候变迁和健康照护的行动。我的回应是,我不担心那些政策,但我们真的必须多多了解历史。英国外交部成员在进入外交部之前对中国历史一无所知,但是中国人无时无刻都在谈中国历史。想要知道中英关係如何影响现代的中国,必须坦白承认这一点。

  在中国,他们当然非常清楚。而且有哪一个国家,每逢新的领导上任消息公开当天,就换上阴沉的服装,谨慎地前往历史博物馆?又有哪个国家有那幺多历史博物馆?这就是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二○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措施。这片土地权力最大的领袖藉着参观国家博物馆,以及其中常设的「复兴之路展览」向过去致敬。第一间展览室以阴暗的光线为美学基调,艺术作品与文物沉痛地描绘一八四○年以降中国屈辱与衰弱的故事。但是光明紧接而来;第二间展览馆全然不同,记录一九四九年之后多起事件与胜利(并且以谨慎的手法挑选一些惨案陈列)。展览最末向中国的航空事业致敬,接着展示行动电话(至少我最近去时是如此,而且博物馆挤满认真笔记的学生)。中国胸有成竹的航空计画,充满强烈的国家骄傲;中国的经济成长和个人繁荣从历史羞辱的框架突破重围。黑暗的历史隧道终端,承诺的是智慧型手机。

一九九七,历史的梦魇:《滚出中国》

  二十世纪外国人在中国的故事,和十九世纪或任何现代中国历史一样,重要程度之大,不能仅留给以党治国的中国,以及他们审核过的剧本。中国批准的故事是片面且自私的,而且最终会擦枪走火。新的民族主义经常听见气愤的示威者大声要求战争,要求杀了日本人,这样的民族主义蕴含了灾难。但这不只牵涉日本。

  一八三○年代之后,共谋羞辱中国的国家(包括多数的欧洲国家与美国),最终没有任何一个是安全的。确实地认识事实也许能帮助我们了解愤怒的根源。我的目的就是在本书呈现那个世界,耙梳所有複杂关係与背景;这样的「複杂关係」并非掩饰怀旧之情或护教的说词。二十世纪外国人在中国的历史,并非只有顽固、种族歧视、暴力、贪婪或单纯的无情与漠然。中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却如此大量展示。在那个世界,你也会发现合作、同伙、联合与结盟。还有许多声音为中国辩护,捍卫中国对抗敌人,对抗海外及中国街头的无知和偏见。这些明明就存在,但偏偏不在北京的展览里。另外,那时也少不了自欺与自满,以及真诚的人道关怀与无私的技术贡献。那个世界曾是命令和规範的世界,殖民势力在其中行使,新兴的全球化、人、货物与思想也在里头流动,与殖民势力交叠(并影响那个世界)。在中国的人曾在那个世界将来自海外的各式各样创新概念融入生活,同时揉合所有外国与本地的元素,创造自己全新的文化。中国各种政治色彩或没有政治色彩的人,都会在国际会议与组织解决或对抗不平等与不正义的外国政治势力。中国共产党并不独占民族主义的美德,而且一九五○年代中国主权持续降格,中共本身就是共犯。

  「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各段历史均属罕见。」习近平在二○一二年十一月的博物馆之行最后如此表示。中国人民「从不屈服,不断奋起抗争,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当时,习近平的这番话许了一个「中国梦」,也承诺「中国民族伟大复兴」、个人的理想追求和艾敬的〈我的一九九七〉,一切期盼终将同归于一。中国梦的基础就是这个永不停止的中国梦魇。我们必须承认与理解,但我们不需要深信不移。

书籍资讯

书名:《滚出中国:十九、二十世纪的国耻,如何缔造了民族主义的中国》 Out of China: How the Chinese Ended the Era of Western Domination

作者:毕可思(Robert Bickers)

出版: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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